唐太宗吞蝗是真的吗

唐太宗吞蝗是真的吗 李世民的雅量?

李世民的雅量?

李世民的雅量?

李世民的雅量气度奠定了唐王朝别具一格的开放包容、四夷和谐。即使是放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现代人回味借鉴。

年仅二十一岁的青年,讨伐群雄,战果辉煌;终日奋战,栉风沐雨,将敌人各个击破,他的军事天才,早已使他的英名响彻天下。面对骑术优良、箭法奇准的十万突厥骑兵,是他,站在渭水河边怒斥颉利可汗的失信,而他身边只带了几个随从。若不是久经沙场的战将,哪有这么大的勇气和功力?薛氏父子、王世充、窦建德……乱世中奸雄们的政权,在李世民手中土崩瓦解。

放眼整个唐朝,人才济济,光芒万丈。足智多谋的房玄龄、善于决断的杜如晦、千古金鉴魏玄成、战神传奇李靖、勇武绝伦秦叔宝,哪一个提起来不是如雷贯耳、响彻历史的殿堂?而这些 人却都是李世民生死相随的战友,原来真的可以有这么善于用人的将领存在,统领着千军万马,缔造一个朝代的巅峰时刻。

长安古城,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万国来朝,八方来敬。而正是李世民以他的胸襟和气度,兼容并包,对外开放,才使长安有了后来国际大都市的美誉。

曾经有多少人被少数民族敬仰,突厥、薛延陀、吐谷浑……每一个都臣服在他的威仪之下,亿万子民齐声高呼天可汗,还有比这更荣耀的吗?

有多少人愿意为他效犬马之劳?有多少人愿意为他服务到老?更有多少人对他进谏?而他有多少次知人善任,从善如流?没有人数过,只有历史的长河记载了一切,沉淀了一切,铭记了一切。

是他的努力,使大唐国力富强;是他的勤政爱民,使百姓安居乐业;更是他的从善如流,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真理深入人心。他是不折不扣的一代明君,没有人比他更配得上人龙帝范的称呼,没有人比他更值得万人尊敬。

五千年的文明史,你能记住几个人?当浪花淘尽英雄,总会有人在历史的大潮中被涤荡下来,让后人永远铭记于心。这其中,肯定会有李世民的名讳。

本朝的经验和前朝的教训改变了年轻气盛的李世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结论一得出,就拉开了李世民勤政爱民、从善如流后贞观盛世的序幕。

一个国富力强的唐朝昂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以它震惊世界的姿态傲视世界的每一方热土。

李世民在位20几年,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就在这20几年里,李世民开创了一个繁荣富强的帝国,提起李世民,很多人脑袋瓜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贞观之治”,这足以见得贞观之治的知名度了。

李世民登基之后,经历了长达10年的战乱,可想而知国家变成了什么样的筛子底了。即使再结实的筛子,连续战乱也会让它破得七零八落的。历史上这样的时候有很多,每一个统一王朝的建立,都是建立在百姓听战乱色变的心理上的。不过,也得先有乱世才有统一啊,可怜了古代人民。

好在李世民是个开明的皇帝,人民可以少受一点罪。在李世民即位伊始,就召集自己的大臣们开了个辩论会,主题是“如何统治国家,以实现天下大治”。要求大家畅所欲言,踊跃地献计献策。

以右仆射封德彝为首的反方率先出击:“从夏、商、周以来,江河日下、人心不古,百姓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所以反方认为,应该效法那些使用严刑峻法镇压人民的方法,以暴力刑罚治天下,对农民实行严酷镇压。”不得不说,这个封德彝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时候,以魏征为首的正方开始反击:“如果说古代人原先是淳朴的,逐渐变得刁蛮,那演变到今天,现代人还不都成了妖魔鬼怪,还有什么方法能治理?”

一番话把封德彝说得没话说了。魏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国家治理得好不好,关键看君主的实力,跟老百姓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治理出什么样的老百姓,如果皇帝以德服人,那老百姓怎么刁蛮得起来?所以,正方认为,应该采用“仁义”治国,国家才能真正长治久安。

可以说这场争论本身就没有多少玄机,胜利肯定是属于正方的。因为历史上很多的例子都已经证明了这点,老百姓经过连年征战,心理怎一个脆弱了得。你再实行暴政,你是想让国家太平啊,还是仗没打够接着打啊?

李世民这样英明的人自然是采纳了魏征的意见,而事实证明,这绝对是一个让李世民和一干正方大臣名垂青史的决定。

针对当时的现状,李世民又多次召开班组会议,讨论什么样的政策比较适合现在。那些心怀家国天下的大臣,历史知识的储备那是相当丰富的。房玄龄建议李世民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均田制源于北魏,到现在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的意思就是将国家的土 地分给百姓开垦,有了地才能种庄稼,也才有可能真的解决温饱问题啊。不过对于地还是有不同的分法的,老百姓跟当官的不能一样,老百姓里,不同行业、岁数不一样的也不一样。比如说,道士、和尚可以分地30亩,女冠、尼姑只有20亩,工商业者可以有50亩。看来在那个时候,做生意的是比较吃香的。

至于租庸调制就更好理解了。唐初,由于无主土地大量增加,劳动力相对缺乏,人均耕地数很高。换句话说,就是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大小不等的地主。针对这一情况,唐政府没有多为大地主们考虑,而是直接分田到户:每一个成年男人分田一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也就是永远归这个人了;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要还给国家。凡是拿到田的人,每年都要向国家上缴税收粟二石,叫做“租”;缴纳绢二匹、绫二丈、丝绵三两,如果你的家乡养不了蚕,抽不出丝,也没关系,那就缴二丈五尺布和三斤麻,这就叫“调”;此外,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必须服徭役(就是给政府义务劳动,不管吃不管住不给钱,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税收)二十日,有闰月加二日;如果想图轻松,不服徭役也可以,那就需要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作“庸”。

为提高政策的可执行性,唐政府还另外规定:如果国家有事需要增加服役的人,凡加役15天,可享受税收优惠,免“调”;加役30天就更加优惠了,“租”、“调”全免;而且为避免给人民带来过重的负担,还规定了服役的上限:每年的额外加役,连同正役,最高不得超过50天。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就被称作“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的实施是建立在当时人少地多,国家需要休养生息的国情基础之上的。它的实施充分调动了最广大农民朋友的劳动积极性,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饱经战乱的关中、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很快就重现了勃勃生机,人民就此告别了饿肚子的时代。而没有遭受太多战争洗礼的江南等富庶之地的经济那是更加地繁荣富强起来。

而且,这两个制度实行得非常及时,因为打仗的时候没有人种地,前方交织成火力网了,你还能割稻子去?就算当时地里种着金子也不能去,打着仗没人卖东西。所以,很自然的很多地就荒了下来,到了李世民这儿,一实行这个制度,全国的荒地就被开发出来很多。老百姓那时候还在饿肚子,一听说能开荒地还不拼命地开啊?这样,国家的仓库里粮食也会逐渐的多起来,国家也能挺起胸膛来了,因为兜里有钱了。

李世民还开创了一个先例,就是用法律保护农时。谁要是在农忙时节忙着干别的,那是在自讨惩罚,严重的不光多交粮食,还要罚款。

贞观二年,长安一带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继而引发了蝗灾。有一天,唐太宗外出视察庄稼,从爬满蝗虫的庄稼地里捡起几只蝗虫,大声对它们说:“庄稼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你们把庄稼吃光了,老百姓还吃什么?百姓的错,全算在我头上!你们要是听得懂我的话,就吃我吧,别再去坑害老百姓了!”李世民还是很可爱的,居然跟小昆虫对话。不过,他接下来的举动更是搞笑,居然要吃了蝗虫,可见对蝗虫的 愤恨之情。好在周围的官员及时阻止住了,纷纷说:“这不能吃,吃了要生病的!”李世民却说:“我这样做就是希望蝗虫把天灾转嫁给我,害怕什么生病?”说完,一口就把蝗虫吞了下去。李世民真是相当勇猛的,不过蝗虫倒是真的可以吃。

李世民知道“治国如栽树,木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像是个好园丁的感悟。要发展农业就需要劳动力,战争时期,老百姓不知道都跑到了哪里,现在关键就是要增加劳动力。如果那时候再强调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估计就真的没人了。

为了增加人口,李世民制定了几项政策:

一、赎取人口。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人,收效很不错,到贞观二十一年赎回去200多万人。

二、释放宫女。李世民在位的时候,光宫女就放出去3000多人。李世民这绝对是在做好事,要不宫女只能老死在宫里边了。

三、规定法定结婚年龄,男的是二十,女的要在十五以上。还规定如果一个官吏在任期间,光棍和寡妇变少了,可以算在业绩里面。这可是变相的经济刺激,效果果然不错。